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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80章 左明月失踪了（第1页）

张玉林在湖北经营多年，手底下也养了一帮亡命之徒，他进京以后，将这帮人也都带过来了，安置在了京城武装部，等于是把这些人都养了起来。

这帮人的头头叫张涛，是张玉林的远方侄儿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在他快饿死的时候，堂叔张玉林出现了，把他接到身边养了起来，从此以后，张涛为了抱恩，对张玉林是言听计从，

张玉林把张涛放在身边，慢慢的就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心狠手辣之辈，专门为他干私活，本来张玉林不是湖北一把手的人选，。。。。。。

秋意渐深，南锣鼓巷的梧桐叶开始泛黄，风一吹便打着旋儿落在青石板上。大宝每天清晨依旧准时开门，扫净门前落叶，像整理一段段被踩进尘土的记忆。铁皮盒子上的光斑每日移动，仿佛时间本身也在展柜里缓缓行走。

林小满带来了最新一期《平民记忆文集》的样书。封面是那张修复后的合影：周正言与苏婉清站在稻田边，身后是一群青年捧着油印讲义，笑容明亮如初阳。“我们印了三万册。”她说，“第一批已经通过志愿者发到甘肃、贵州和黑龙江的乡村中学。”

大宝翻动书页，指尖掠过一个个名字??李长根、沈文华、赵秀兰……这些曾几乎湮灭于岁月的人，如今以文字的形式重新活了过来。他忽然停在一页插图前：那是云南小学黑板漆下的档案柜照片，配文只有短短一句：“有些历史，必须藏得比秘密更深。”

“有人想举报我们。”林小满低声说，“昨天有个匿名电话打到印刷厂，说我们在搞‘影射史学’，煽动对立情绪。厂长吓坏了，差点拒印第二批。”

大宝没抬头，只轻轻合上书：“那就换一家印。实在不行，咱们自己动手刻蜡纸，一台油印机也能印出千份真相。”

话音未落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一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拎着行李箱进来，额头上沁着汗珠。“我是从成都来的陈岩，”他自我介绍，“我爷爷是1958年‘技术革新标兵’，后来被打成右派。家里留了一箱子手稿，全是他在劳改农场写的农业改良方案……他说，哪怕没人看，也要写下去，因为‘科学不该跟着政治变脸’。”

大宝接过那个沉甸甸的木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数十本用牛皮纸装订的手稿，字迹工整，图表清晰。其中一本扉页写着：“致未来能读懂这些数字的人：我不是英雄，但我没有停止思考。”

“他去年走了。”陈岩声音哽咽，“临终前嘱咐我，一定要把东西交给‘记忆之屋’。他说，你们这儿收的是人心，不是政绩。”

当天下午，技术组传来消息：东南亚服务器的数据包终于破解成功。内容并非预想中的反扑指令，而是一份长达百页的电子档案，标题为《白鹭计划?备忘录》。文档显示，“白鹭”最初确实是一项旨在记录基层真实状况的秘密调查工程，由几位开明干部牵头，意图作为政策调整依据。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，项目被某高层接管，转向监控异见者，最终沦为清除“不稳定因素”的工具。

最令人震惊的是附录名单??七十三位早期参与者中，有四十六人死于非命，十八人失踪，仅九人幸存至今。而在所有签名页底部，都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：“愿此工作不辱人民之托。”

“他们也曾真心想做好事。”林小满喃喃道，“可一旦权力垄断了对‘真实’的解释权，初衷就变成了枷锁。”

大宝久久凝视屏幕，忽然起身走到展柜前，取出那只铁皮盒子。他当着众人的面打开它??这是第一次公开开启。里面除了一叠泛黄的信纸，还有一枚锈迹斑斑的钢笔帽，和一张边缘烧焦的工作证复印件。

信纸上是苏婉清的笔迹：

>“1958年9月3日，周正言被捕当晚。他们来得太快，我只来得及藏起底片和日记原件。这封信若能留存，说明还有人记得：我们不是为了揭伤疤而记录，而是怕将来的孩子们，在教科书里找不到父母的模样。

>真正可怕的不是苦难，是苦难之后的沉默。

>若有一天你看到这些，请替我说一句：对不起，没能护住更多人；但也请告诉世界：我们试过。”

会议室陷入长久寂静。窗外，一片梧桐叶飘落在窗台上，像一封迟到了六十多年的回信。

三天后，“百人口述影像计划”第二季开机仪式在湖南举行。这一次，拍摄地点选在当年知青修建的水库大坝上。赵秀兰拄着拐杖出席，面对镜头讲述了她如何在三年困难时期，带着五个孩子靠挖野菜活下来的故事。

“有人说我该恨。”她望着远方群山，“可我不恨饭票少，我恨的是没人敢说它不够。现在我能说了，这就是进步。”

就在摄制组准备返程时，当地一位退休教师悄悄找到林小满，递给她一把钥匙：“我丈夫是原县宣传部干事，去世前留下一间老房地下室。他说，里面有‘不能烧也不能交’的东西。”

众人连夜赶赴现场。撬开水泥封门后，发现整整两面墙的铁皮柜，存放着1950至1980年间全县各级会议记录、群众来信原件、灾情汇报抄件……甚至包括一份被撤职干部的申辩书，上面密密麻麻批注着“荒谬”“煽动”等红字，却无一人核实其内容真伪。

“这不是档案，是审判。”一位年轻志愿者颤抖着说，“他们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。”

大宝下令立即启动紧急转移程序。七十箱资料分批运往“火种计划”的备份点，同时联系法律团队评估公开可行性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将部分非敏感材料数字化，并嵌入《口述历史通讯》的加密附件中，供合作学者内部传阅。

然而风暴再次袭来。

十月初，某学术期刊突然撤稿三篇关于“记忆之屋”的研究论文，理由是“涉及未经官方认证的史料引用”。紧接着，两名参与项目的大学教授被约谈，被告诫“注意学术立场”。

更严峻的是，公安部通报称接到多起“境外势力利用口述史渗透”的举报线索，要求各地加强对民间采集团体的审查。几家长期合作的公益基金会迫于压力，暂停资金支持。

“他们在害怕。”大宝在内部会议上说，“不是怕我们造假，而是怕我们说得太真，真到动摇某些人赖以生存的幻觉。”

林小满提出建议：“能不能申请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？取得合法身份，或许能争取更多空间。”

大宝摇头：“一旦挂牌，就得接受主管单位管理。而我们的底线是：不说假话，也不允许别人删真话。宁可做地下河，也不做装饰渠。”

于是，“记忆之屋”转入更隐蔽的运作模式。他们开发了一套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系统，每一份证言都被拆解成碎片，分散保存在全国数百名志愿者的私人硬盘中。任何人只要加入网络，就能自动接收并备份一段数据，如同接力传递火种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一些程序员自发设计了“隐写术”小程序，能把音频文本隐藏在普通图片或音乐文件中。一首《茉莉花》的MP3，可能就藏着一段老工人讲述国企改制的录音。孩子们分享“好听的歌”，实际上正在传播历史。

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时，内蒙古那位老牧民的儿子专程来到北京。他带来一只羊皮袋，里面装着父亲临终前亲手抄写的蒙汉双语版口述史全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