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、军事风险
具体危害:昭公以郓邑为基地,背后有齐人撑腰;若放其入城,齐军可借“护君”名义驻防曲阜外郭,鲁国防务被齐国掌控
史料依据:《史记?鲁世家》“齐景公欲以兵纳昭公,三桓恐,闭城门距之”
3、财产风险
具体危害:昭公出奔后,三桓己将公室苑囿、采邑(如曲阜近郊之田)划入私产;君回第一件事必是“反邑”(收回封地),经济利益瞬间蒸发
史料依据:《左传?昭公二十五年》“季氏取公室之郓,孟氏取成,叔孙氏取郈”
4、先例风险
具体危害:若“逐君而不遂”仍能平安收场,家臣、士卿会效仿“逐卿”,三桓自身将成下一批被驱逐对象(如后来阳虎之乱的伏笔)
史料依据:《国语?鲁语下》“季平子谓诸卿:‘今日纵君,明日纵我’”
(二)季平子的“绝对话语权”:三桓合议实为“季氏独裁”
三桓表面“合议”,实则季平子掌控最终决定权,根源在实力与制度的双重优势:
1。实力碾压:自季武子“西分公室”后,季氏独占24军赋,叔孙、孟氏各占14;且季氏长期把持司徒(掌民政)、司空(掌工程)要职,实力≈叔孙+孟氏之和(《左传?昭公五年》载“季氏尽征之,叔孙、孟氏取其半”)。
2。制度垄断:按鲁国惯例,三桓议事需“司徒盖印”方可颁令,而季平子本人即为司徒——只要他不签字,任何“迎君”诏令都出不了曲阜(《左传?昭公二十七年》仅记“季孙使大夫帅师城郛”,不提叔孙、孟孙发令,印证其独断)。
3。年龄与亲政优势:前515年季平子约55岁(政治巅峰期),孟懿子(18-20岁,未亲政,靠家老仲孙泄代办)、叔孙成子(22岁,刚继位,内部不稳)均无话语权,进一步强化“季氏拍板”格局。
关键矛盾:昭公曾于前517年启动“长府之役”(伐季氏),且拒绝季平子三次求和,首接冲击季氏生存底线——对季平子而言,“迎昭公”等于“养虎为患”,绝无妥协可能。
三、国际困局:晋、齐、吴为何“坐视昭公流亡”?
昭公曾寄望齐、晋“霸主援救”,却因列国博弈与“卿族联盟”落空;而吴国的崛起,更间接堵死了他的归国之路。
(一)晋不助昭公:春秋版“跨国寡头联盟”的背叛
晋国六卿与鲁国三桓早己形成“大夫联盟”,利益深度捆绑,绝无可能帮昭公“复辟公室”:
1。婚姻网:亲戚即同盟
三桓正室多为晋六卿之女(季平子娶范鞅之女、叔孙昭子娶赵武孙女、孟孝伯与韩起互换宗女),继承人既是鲁卿之后,也是晋卿外孙,双重政治保险(《左传?昭公三十二年》《国语?晋语九》可证)。
2。财政链:贡赋即干股
鲁国“三分公室”后,三桓将所收军赋首接对口晋六卿(季氏输粟帛给范氏、叔孙氏贡铜盐给赵氏、孟孙氏输工匠给韩氏);作为回报,晋六卿在黄河渡口、盐池给三桓“免税仓”,年互市利润达“十万钟”(《史记?货殖列传》)。
3。军事互助:勤王即勤卿
前519年范鞅助季平子伐费邑、前517年赵鞅私函“晋唯大夫之命是从”、前505年晋卿助平阳虎之乱——晋六卿实则是三桓的“私人保安”(《左传?定公元年》载晋卿宣言“鲁之政,自季出,晋唯季是听”)。
昭公的误判:前514年赴晋时,他误以为“六卿内斗(范、中行危局)+晋侯霸主招牌”可破局,却不知六卿早己因“利益捆绑”达成共识——收季氏重金后,连“合法性”都愿出卖,昭公的“礼法王牌”彻底失效。
(二)齐不助昭公:吴国崛起的“战略牵制”
前515年公子光(吴王阖闾)弑僚自立后,吴国为“合法化政权”与“报楚仇”,迅速与晋结盟(前515年九月晋吴会盟),并开始伐楚灭徐(前512年灭徐),成为中原大国的“新关注点”:
?齐景公晚年需应对吴国的潜在威胁,不愿为“送昭公归国”与三桓彻底交恶,以免背后受敌;
?晋国需吴国在东南牵制楚国(主要对手),也不愿在鲁国问题上耗费精力——两国对鲁的“干预优先级”骤降,给了三桓“化解外部压力”的窗口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