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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1文艺的春天（第1页）

§1．“文艺的春天”

在“文革”十年间，陈伯吹是儿童文学界最早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而遭受到种种非人折磨的。他被迫离开南昌路149号的家，并被“扫地出门”，勒令住进狭小简陋的陕南村171号5室。每个家庭成员只给15元的生活费。隔壁红星中学里，每夜都有被殴打者的惨叫声。邻居中的一个教授，一个爱国的出版家，忍不住侮辱而自杀了。夫人吴鸿志每天在提心吊胆过日子，盼望陈伯吹每天早晨去“上班”（进牛棚）后能平安回家；并鼓励他一定要活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见到太阳的。陈伯吹忍辱负重，心中始终惦记着下一代，惦记着儿童文学。由“工宣队”监督的在奉贤“五七”干校劳动的日子里，他还悄悄地用“红孩子”的名义写稿投寄到《人民日报》去。

1971年3月，陈伯吹被“落实”了政策，宣布“解放”，和巴金一起，被安排到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料室，做整理图书卡片的工作。他也由陕南村搬到瑞金二路26号西楼底层住。陈伯吹称这是“‘半靠边’式的‘解放’，脱离‘牛棚’式的新闻出版干校”，是“在名义上参加了工作”。但在此时，却发生了一件令陈伯吹终生难忘的感人事件。一位叫谢近仁的同志为祝贺他的“解放”，竟在“文革”没有结束、陈伯吹没有彻底平反的1971年，给陈伯吹赠诗一首，全文如下：

松青月白好精神，

仁者蔼然倍可亲。

所欲喜能不逾矩，

知公七十仍童心。

近岁读公书，

感服“童心论”，

鼎鼎安徒生，

何尝非此径。

人言或纷纷，

可听可不听，

爱美爱新奇，

不灭是天性。

1976年10月，“**”宣告结束，陈伯吹又被安排到译文出版社任编辑。1977年6月，陈伯吹终于回到了他的岗位——少年儿童出版社，仍任副社长和编审。此时已年逾古稀（72岁）的陈伯吹，十分珍惜这“第二次解放”所“给予的新的政治生命”，重新拿起“那无端被夺走的武器——笔杆子”，发出了“我要战斗”的呐喊。1977年6月18日，陈伯吹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论文《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》；11月20日，又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创作散文《米泔水》，带头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。1978年3月，陈伯吹又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论文——《砸烂“黑线专政”论，儿童文学迎新春》，号召儿童文学作家解放思想，积极为少年儿童创作优秀作品，以他们手中的笔来共同创造了一个“儿童文学的春天”。陈伯吹对未来儿童文学的发展充满信心，决心把“文革”耽误的时间夺回来，从被绊倒的地方“爬起来跑毕全程”。正当此时，陈伯吹受邀出席由文化部、教育部、团中央、全国妇联、全国文联、全国科协和国家出版局等8家单位联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“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”，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《庐山在秋天里的春天》发言。

“庐山会议”总结了3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，明确提出：儿童文学“应该具有少年儿童的特点”，儿童文学作家“要了解儿童文学、熟悉儿童……照顾到孩子们的年龄和心理特征，考虑到孩子们的阅读能力、理解水平”，“写得生动、活泼、形象、幽默”，“富有趣味性”。同时强调要“坚决贯彻‘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’的方针”，“提倡题材、体裁多样化”。庐山会议还就儿童读物的出版、评奖、交流、科研和教学等都作了认真、细致、具体的规划和部署。庐山会议后，儿童文学在恢复的同时加强了各方面的建设。首先是大造舆论。1978年11月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》的社论；12月21日，国务院又批转了由国家出版局等8家单位根据庐山会议起草的《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》，于是，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。首先是给被迫害的作家平反。在创作上，重新肯定过去被作为“毒草”批判的一批优秀作品，如《小兵张嘎》、《鸡毛信》、《神笔马良》、《金色的海螺》、《马兰花》以及陈伯吹的《一只想飞的猫》等。在理论上，主要是给陈伯吹的“童心论”或“儿童本位论”彻底平反，为陈伯吹恢复名誉。感受着“庐山会议”带来的“满园春色”，陈伯吹的心情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舒畅与兴奋，他在文章中写道：

一年之中，春季是三月。但是我觉得自从1978年文艺界迎来了“文艺的春天”，这以后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天天是春天。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真正到来了！何况又发扬了“艺术民主”，更有“个人独创性的广阔自由天地”的保证，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力，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结束了一场乱糟糟的破坏性极大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，发出了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”的壮丽的响亮的号召；与此同时，还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的水平。在这样的大好特好的革命形势之下，我这匹被迫伏枥的“老骥”，敢忘“千里之志”？！人应该有一点儿志气，有一点儿理想。儿童文学是党的文学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我要把它作为自己“生命之树常绿”的灿烂的理想，作为自己本职工作的终身事业，尽我余年，全力以赴，全速前进，跑毕全程。

在“庐山会议”精神的指引下，1979年6月，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召开了座谈会，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否定了过去对陈伯吹的错误批判，给陈伯吹彻底平反。接着，《儿童文学研究》开展了笔谈，接连发表了20多篇文章，对“童心”进行广泛的探讨。享受着“双百”方针的权利，陈伯吹也可以自由发言，为自己的“童心论说”进行解释与辩护了。他写下了万余字的长文《论“童心论”》，发表在《儿童文学研究》1980年第3辑上，不仅全面阐述了他的“童心”学说，而且结合当时儿童文学界的实际，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今天，‘四人帮’被粉碎已逾三载，儿童文学创作大有起色，可是在理论上他们的流毒还没彻底肃清，‘童心’恐惧病还存在着。这个病不医治好，大大地妨碍儿童文学的茁壮成长、发展繁荣，安得从《本草纲目》中找出一味对症的良药来？”为着“找出一味对症的良药”，陈伯吹做着不懈的探索。通过对自己近60年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实践经验的总结，陈伯吹认为发展与繁荣儿童文学的“对症良药”就是要正确理解并大讲特讲“儿童文学的特点”。为此，他写下了长篇文论《简论儿童文学特点》，全面阐述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在50年代以《儿童文学简论》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理论。

《简论儿童文学特点》，发表于《未来》1982年第3期。陈伯吹首先从“广义”与“狭义”两方面，肯定了儿童文学有它自己的“特色”：

“儿童文学”从广义方面来说：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部门，是对两者间有差别的“成人文学”而言的。正如“民间文学”和一般的文学两者间有差别一样。

为高尔基所器重的作家、诗人之一的楚科夫斯基在《高尔基回忆录》里说得很坦率：“儿童文学不能是成人文学的附录，而是具有主权和法则的一大独立国。”